溫州強拆十架
- 佚名
- Mar 1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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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拆十架
中國政府自2008年汶川地震後，大力規管全國建築物防震條件，包括建築材料、防震程度及建築物結構。而當中教堂十字架大部份只是豎立於建築物頂端，並未符合「框架結構」及防震標準，因此在「三改一拆」的政策中被評為不合標準，因而被拆毀。
2010年，中國政府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十二五規劃)，當時提出「要鼓勵宗教界發揚濟世利人的精神，積極參與社會救助、社會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支援和規範宗教界開展公益慈善事業，促使宗教界公益慈善事業健康發展」，因此當「五進五化」中提到政策法規、扶持幫困、和諧創建，可見省政府對教會的行動，是根據中央宏觀政策行事。而整體而言，亦可見未有觸及打壓宗教的程度。
二零一三年底，浙江政府以「三改一拆」（改舊廠房、舊民居房、舊村落建築和拆除違章建築）的名義，計劃三年內實施大拆大建的「首長工程」項目，專門成立了事關宗教建築的「三改一拆」辦公室，目的是拆除全省教堂上的十字架及個別違章宗教建築。
一份於二零一四年披露的政府文件顯示，「重點拆除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縣兩側宗教活動場所的十字架」。而二零一五七月以來，浙江各市縣鎮各個大小堂點均收到限期拆除的口頭通知。
同年七月開始，一個名為「五進五化」的政策在浙江基督徒中傳開，內容為：政策法規進教堂、健康醫療進教堂、科普文化進教堂、扶持幫困進教堂、和諧創建進教堂以及宗教當地語系化、管理規範化、神學本土化、財務公開化、教義適應化。然而，迄今仍舊沒有正式文件。有人解讀為習近平時代的基督教新政策，體現基督教界要配合「中國夢」的戰略。
為什麼是溫洲
強拆十字架在淅江高調進行，有人認為這是在實踐「基督教中國化」的一個試點。所謂的基督教中國化，根據天亞社對張志剛教授論述的分析，「中國化」一詞意指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融入中國文化、中華民族及當代中國社會，例如把宗教放於社會及政治上。因歷史上基督教是「洋教身份」，當基督教在社會上可能發展成「一教獨大」、「一教獨霸」的勢態時，那就不只是對「宗教生態」的擔憂，更是從現行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出發，期望遏止發展及其社會影響的政治性擔憂。因此，當我們分析為甚麼在溫州高調強調十字架，可歸納以下兩點：
1. 溫州是全國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地區
溫州是「中國耶路撒冷」，在九百萬人口中，便有一百二十萬名基督徒；已登記宗教活動場所的數量亦佔浙江省一半，哥德式教堂在市內隨處可見。溫州下屬縣市蒼南、平陽等地的教堂則更為密集，行車時幾乎每隔幾分鐘就會看到一座。教堂面積寬敞、裝修華美，無疑是最矚目的建築。
中國政治有一種「暗示」的特色，即在政策上未必明文針對特定事件作出規定，卻會有一些消息甚至行動上的一些暗示。筆者認為因溫州的基督徒人口眾多，「所謂槍打出頭鳥」，在溫州進行強折擬是一種姿態上的暗示，以確保不會發展為「一教獨大」、「一教獨霸」的形勢，多於實質上的宗教打壓。
2. 教會權力過大
溫州地區基督教歷史悠久、民間經濟條件良好，即使掛名三自，各堂點都有極大的自主權，「反對三自的三自教會，這是溫州特色」。溫州永嘉縣一位長老表示，由於教會在地方的權力過大，地方政府未能作出有效監管，建造教堂時經常超標違規，例如永嘉縣烏牛教區的伯特利教堂佔地八千多平方米，實際獲批的土地只有不到兩千平方米，足足多建了六千多平米。因此，當政府剛開始實行「三改一拆」工程的時候，信徒們雖然痛心但並未決議反抗，「多少有些心虛，覺得我們的確是違章建築，基督徒都是很自省的」。
中國政治以執政穩定為優先，即決對不可動搖當權者（共產黨）的領導，權力必需由上而下。當溫州教會權力過大，甚至無視地方政府，便會被解讀為影響政權執政，對該行為需要作出調整，因而導致現今局面。
強拆十架時序
2014年4月
溫州永嘉縣三江教堂拆除頂部十字架未果，政府遂強行爆破主體建築，教堂瞬間被夷為平地，引發外界關注。
2014年6月
政府拆除了雙村教堂頂端的十字架，隨後由信徒立在地面上
2014年7月21日
政府強拆溫州平陽救恩堂十字架時發生流血衝突，牧師黃益梓被捕入獄，判刑一年。
2015年6月
政府拆除雙村教堂十字架
2015年7月
召開三改一拆工作會議，全縣所有教堂均收到口頭通知，要求在八月底前自行拆除十字架。金華、台州、麗水均有十字架被拆，網上流傳通知，政府擬在九月完成全部十字架拆除工作。
2015年9月
浙江省已有一千七百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由八月至九月持續有強拆行動，預估總數已接近兩千座。
香港教會的回應
事發之初，不少平信徒都在社交網絡表示關注，然而這些關注大都停留在個人或堂會的層面。不過，筆者必須澄清，香港教會的信徒並非隔岸觀火、袖手旁觀。
在七至九月，有基督教團體發起過遊行，向中聯辦請願要求停拆十架。可是，活動反應並不熱烈。以八月二日的遊行為例，多個基督教團體合共只有四十多人參與遊行，九月的內地拆十字架風暴祈禱會亦只有一百多人出席，與二零一三年、有多達五萬人出席的「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祈禱音樂會」相比，確實是相形見拙。
筆者深信很多教會和信徒都有關注拆十架事件，不過假若香港教會能團結一致，聲援中國內地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相信可將我們的關心化為有力的行動，向中國政府的強拆十架行動施壓。
香港基督教界領袖的回應
至於基督教界的各個領袖，在事件初期並沒有高調表態，信徒都期望那些位高權重、具政治影響力的基督教界領袖可以代為規勸內地政府，可惜，事與願遺。這更漸漸引起信徒不滿，認為部分基督教界人士在面對其他社會問題時，會高調發表意見（例如講道時嘲諷七一遊行人士是羊群心態的政協鄺大主教），但在面對中央政府侵害宗教自由的時候卻噤若寒蟬，不禁令人懷疑那些高舉「順服掌權者」的教牧，在掌權者攻擊基督信仰時仍要盲從順服。
最近數月，他們開始發出公開聲明，促請內地有關部門及中央政府正視事件，當中包括香港聖公會鄺保羅大主教、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等，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袁天佑牧師更在國慶茶會中致辭表達對強拆事件的憂心。這些遲來的回應總比沒有回應來得要好，不過強拆十架風波已經發生了一年多，現在溫洲的十字架都幾乎全被拆除，究竟他們的回應有沒有果效？這已經無從稽考了。然而，假若諸位領袖能夠及早運用自身的影響力，對外向中央政府表態甚至施壓，對內推動信徒關注及跟進事件，說不定能減輕溫洲弟兄姊妹所受的逼迫。
香港教會於內地的福音事工
根據《201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本港至少有六成堂會（60.1%）過去三年與內地教會有交流與合作，加上不同的機構團體也有內地宣教和牧養事工，大專院校更是有各色各樣的計劃，向內地生廣傳福音。
可是，今年七月，新《國安法》出台後，中央政府將宗教列入「國家安全事項」，港澳地區亦受《國安法》規管。有牧師在《國安法》生效之後即被深圳當局約談，責令不可在香港向內地人傳道，亦不可召集內地信徒到香港接受培訓，否則會令觸犯內地的宗教條例。這令人憂心中央政府藉此收緊中港的宗教自由，進一步限制這些事工。有見及此，香港教會不應置身事外，有義務去回應中國宗教自由受限的情況。
聖徒相通
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六節提到，「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使徒信經中的「我信聖徒相通」，不止指同一教會當中的信徒互相結連的緊密，更加是指所有信徒都是結連於基督這株葡萄樹之間的枝子，香港的信徒與溫洲的信徒儘管並不相識，但我們在真道上都是同歸於一的，在溫洲弟兄姊妹的失去聚會地點、信仰自由受制的時候，我們也同受其苦，因此在香港這個相對較有宗教自由的地方，為他們發聲及代求也是我們的責任。
参考資料：
《國安法》涵蓋宗教 論者憂影響宗教自由
新《國安法》第27條下的內地事工
致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公開信
牧師袁天佑向中港官員直言-關注大陸強拆十架 (23/9)
浙江基督徒大抗爭-拆十字架風暴升級
回應浙江拆十字架風波鄺保羅大主教去信中央要求正視 (23/8)
湯漢促內地停拆十字架 (14/8)
袁天佑牧師-若社會存言語偽術-依法辦事而忘郤公義-難有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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